导论 1
一、引言 1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4
三、研究内容 7
第一章 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证明方式探讨 9
第一节 前提：几个重要概念之厘清 11
一、理论误读：界定为推定 12
二、关系界定：主观要件证明与推定、推论和推理 13
第二节 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证明方式之司法意蕴 20
一、是否存在推定：我国现有刑事司法解释 20
二、是否合理：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证明方式界定为推定 27
第三节 推论与《诈骗案件司法解释》之逻辑联系 30
一、推定与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证明方式之证伪 30
二、推论与《诈骗案件司法解释》中“可以认定”之逻辑耦合 31
第二章 普通诈骗罪与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司法认定之重点比较 33
第一节 前提：“非法占有目的”的内涵厘定 34
一、“非法占有目的”内涵研究现状与本书观点 34
二、“非法占有”与几个易混淆概念之厘定 49
第二节 “非法占有目的”司法认定的方法比较 54
一、普通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推论方法 54
二、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推论方法 56
第三节 “非法占有目的”司法认定的标准比较 58
一、普通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标准 58
二、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标准 59
第四节 “非法占有目的”司法认定的效果比较 61
一、普通诈骗罪的司法认定效果 61
二、集资诈骗罪的司法认定效果 63
三、“非法占有目的”推论实践困境之概括 80
第三章 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司法认定实践困境的成因 92
第一节 集资诈骗相较于普通诈骗之“商事特性” 93
一、商事思维之内涵 93
二、商事特性之具体体现 94
第二节 单向认定方法的弊端：不完全适应商事特性 98
一、单向推论方法存在不完全适应商事特性之弊 98
二、单向推论方法运用存在不完全适应商事特性之弊 99
第三节 单向认定标准的弊端：不完全适应商事特性 100
一、前两个认定标准体系存在不完全适应商事特性之弊 100
二、现有认定标准存在不完全适应商事特性之弊 104
第四节 资金去向核算的弊端：不完全适应商事特性 109
一、关于集资款数额的计算 111
二、资产处置过程缺乏透明化 116
第五节 单向认定方法与标准的引申：重指控而轻辩护 121
一、被告人辩护难现象突出 121
二、“吴英案”的实证分析 122
第六节 国内破解实践困局之研究与评述 132
一、总体研究现状 132
二、现有研究评述 135
第四章 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的新型路径 137
第一节 域外研究与启示：重视反证 138
第二节 补强反证方法 140
一、反证之必要 140
二、反证与贯彻商事思维、关照商事特性之内在关联 146
第三节 补缺认定的反证标准 149
一、反证理论模型之建构 149
二、反证数学模型之实践运用 159
三、反证实践模型之设计 172
第四节 补强反证保障机制 204
一、辩护意见“不被采纳”的完整记录制度 205
二、辩护意见“不被采纳”的说明制度 215
三、辩护意见“不被采纳”的救济制度 220
第五节 方法优化 223
一、集资诈骗金额认定精细化、透明化的重要意义 223
二、集资诈骗金额认定精细化、透明化的路径选择 232
第五章 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的误区及其消除 255
第一节 诈骗方法与“非法占有目的”认定 256
一、诈骗方法的“品性”分析 256
二、诈骗方法与“非法占有目的”认定 259
第二节 集资诈骗罪取消死刑与“非法占有目的”认定 260
一、集资诈骗罪废除死刑的动因考察 261
二、取消死刑与“非法占有目的”认定 264
第三节 “严打集资诈骗”与“非法占有目的”存疑情形的处理 265
一、“整体存疑”情形的处理 265
二、“前期存疑”情形的处理 270
第六章 “吴英案”与“亳州兴邦案”的探讨 279
第一节 “吴英案”的典型性 280
一、微博肇始：网民据理力挺 280
二、官媒跟进：聚焦“体制和机制” 282
三、学者争辩：以“会”辩理 283
第二节 “亳州兴邦案”的戏剧性 286
第三节 “吴英案”二审司法文件汇编 288
一、“吴英案”二审辩护词节选 288
二、“吴英案”二审裁判书节选 297
三、“吴英案”再审判决书 303
第四节 “亳州兴邦案”司法文件汇编 307
一、最高人民法院不予核准安徽兴邦公司吴尚澧死刑撤销安徽两级法院判决《刑事裁定书》 307
二、“亳州兴邦案”再审辩护书 308
三、吴尚澧等22名被告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二审刑事裁定书 334
余论 356
参考文献 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