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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五四新文学研究的空间向度 1
1．“S会馆”是一个能指的意象，涵示着鲁迅、周作人这些文化精英对两浙文化依恋的漂泊。“S会馆”是五四新文学的产房。 1
2．“S会馆”里关于“铁屋子”的对话，是五四新文学诞生最经典的描述，通常的研究只注重对话，而忘记了对话的场景，从而陷入了严重的“失语（境）症”。 9
3．以面型语码代替线型、点型语码的“文学地域学”研究，是克服上述“失语症”的有效途径。刘师培和汪国垣在中国古近代 13
文学研究中提供了极富启发性的面型语码。 13
4．五四新文学的语境是种空间传动，由吴、粤文化区向越文化区的位移，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这是面型语码提供的中国文学第三个位移。 21
Ⅰ 27
1．中国文化有两个最基本的板块：东南沿海和中原腹地。历史发展中的区域不平衡性导致强烈的文化落差，形成了一个“中心—边缘”结构。 30
2．作为一种次要传统的东南沿海是土性深重的华夏文明的精神大陆架。次要传统最大量地凝聚了中国传统内固有的反叛因素，并强有力地呼应异质文化传统。反传统有着严格的空间定位。 37
3．作为一种次要样式的小说与次要传统有着深刻的对应性。东南沿海是中国新小说的生长点。 42
Ⅱ 47
1．以《浙江潮》为标帜的东京“S会馆”。通过三百年前的朱舜水和黄宗羲，20世纪初浙江留学生群体获得独特的文化感应。 47
2．“S会馆”的氛围不是简单和透明，而是精 59
致而深厚。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萌芽在寂寞地新生。“S会馆”对克理斯玛话语的规避，使鲁迅觉悟到自己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59
Ⅲ 75
1．晚清谴责小说铩羽之后，江苏作家群推拥着“鸳蝶小说”和“文明戏”在上海抢滩。同样邻近上海的浙江，却寂然无声。 76
2．面对江苏作家群热闹的创作势头，在寂寞的“S会馆”里，王国维和鲁迅不约而同地完成对戏剧和小说这两种五四新文学最重要的样式的历史透视。 80
1．五四新文学是从小说和戏剧这两种次要样式中获得整体性突破的。“S会馆”是抨击旧文学的大本营。《宋元戏曲史》和《中国小说史略》为五四新文学的崛起而奠基。 92
Ⅳ 92
2．鲁迅和王国维完成的奠基实质上是两浙史学传统的现代延续。“六经皆史”这一叛逆性的命题经王守仁、章学诚、龚自珍在“S会馆”里生成、发展和成熟。两浙作家群整体性具有深刻的民族忧患感和文化心理感。这在茅盾和宋春舫对西方戏剧的译介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101
Ⅴ 111
1．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新青年》作家群对文学低级样式——歌谣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当然不排除外来的提示，但更多的还是内源性的自觉。 111
2．对低级样式的注重只是周作人整个平民文学观念冰山的一角。他对平民文学的倡导有着深刻的区域文化根源。在“S会馆”生成的“王学”及其播扬的平民意识，对周作人的平民文学观念有深巨的影响。 118
Ⅵ 137
1．鲁迅在北京的“S会馆”里发出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呐喊，与“S会馆”里浓烈的反封建思想启蒙意识密切相关。从邓牧、黄宗羲到宋恕，这种内源性的反传统力量表现为一种极端的形式——无政府主义。 139
2．由此内源性因素，才会使以鲁迅为首的两浙作家群对西方近现代无政府主义哲学文学思潮发生浓厚的独特的兴趣。这种兴趣是五四新文学凸显个性和自我最鲜亮的标记。我们必须对东京的“S会 151
馆”刮目相看。 151
1．20年代“乡土小说”的兴起与“S会馆”紧密相连。鲁迅的创作为“乡土小说”提供了经典的范式，周作人和茅盾的论述又作了强劲的感召。“乡土小说”是一座纸上的“S会馆”。 159
Ⅶ 159
2．以挖掘黄土地下紫色的灵魂为己任的“乡土小说”，为中国新文学找到了一个“阿基米德点”。作为“乡土小说”中坚的“浙东乡土小说派”，清晰地呈现了它在20年代的发展轨迹，五四新文学退潮的标志不是别的，而是“浙东派”裸露出的土性的淡化和板结。 171
Ⅷ 199
1．浙西和浙东有鲜明对照的文化植被——如蚕丝之柔和越瓷之刚。这种古老的差异也承传在“S会馆”里的先驱者群体的风姿上。浙东的作家（鲁迅、周作人、许杰、许钦文、巴人）文风都偏刚韧；浙西的作家（茅盾、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都偏秀婉。 200
2．浙东作家的艺术思维是土性的。冯雪峰写的“穿着沙衣的蚯蚓”就是一个富有深意的意象。他们一无例外地表现出对故 217
土和血亲的忧思。土地成为他们共同的审美敏感区。对“地母”的呼唤构成他们主要的深层艺术动力。在五四新文学发轫期，这种土性展示得并不充分，只有艾青在30年代的崛起，才使浙东的土性完全袒露。 217
3．浙西作家的艺术思维是水性的。与巴人他们的“石骨铁硬”相比，郁达夫他们都远离粗暴。在他的抒情小说中，郁达夫建构着阴性的意象世界。而茅盾在塑造时代女性形象上取得的成功，又微妙地流露出一些幽昧的创作心理内涵，在男性作家们创造女性形象时特有的玩味目光中， 244
Ⅸ 268
1．在两浙文化内部，还存在着另一条分水岭，那就是：深刻—飘逸。当周作人在20年代初审慎地指出这一人文景观时，他仅仅下溯到俞樾、章太炎为止。事实上，上述分野在周氏兄弟身上体现得更加充分。这可以视为两浙人文传统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一次大规模的延伸。 268
2．在清一代，“绍兴师爷”声威鼎赫，即使到 289
了大厦将倾的清季，要“逃异地”的青年鲁迅也曾面临过去“K学堂”之外的人生选择——做师爷。“师爷气”给鲁迅的性格、文风留下深刻的烙印。更重要的是，在拗硬尖刻之外，“绍兴师爷”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那就是：在中国漫长封建社会最后二百年内，以一种特殊的身份 289